我国抗肿瘤创新药物的上市进程正在快速推进。

(资料图)

据不完全统计，一季度，有超过30款新药（包括新适应证，不含生物类似药、中药和疫苗）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其中，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肿瘤适应证居多，涉及CDK4/6、BTK、MET等靶向抑制剂和抗体偶联药物（ADC）。

另据丁香园数据盘点，2023年1至3月期间，国内共有347款新药获批临床试验，同比去年第一季度增长近50%。从药品类型看，抗肿瘤药物依然是研发最热门的疾病领域，3月份共有87个在研药品为抗肿瘤药物，占比高达60%。

目前，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正在经历从“改良创新”迈向“原始创新”的阶段，有哪些相关对策与路径？

抗肿瘤药物“靶点扎堆”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恶性肿瘤发病约406万例，患者5年生存率达到40.5%，比10年前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是主要的肿瘤死因，约占全部肿瘤死亡病例的69.25%。

“2021年，我国登记的临床试验Top10靶点，绝大部分适应证为抗肿瘤，同质化竞争严重；这些靶点包括PD-1、VEGF-R、EGF-R、BTK、JAK1等。”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吴功雄日前表示，与此同时，中国Top10靶点中50%与全球Top10靶点重合，“基于临床价值的新药研发，药企应提高创新要门槛。”

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现阶段，国内的抗肿瘤药物包括小分子靶向药物、大分子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和细胞与基因治疗。

其中，小分子靶向药物涉及蛋白酪氨酸激酶剂、蛋白酶等种类，BTK、JAK、CDK4/6等靶点是研发重点；大分子单克隆抗体方面，PD-1/PD-L1、HER2、CD20、VEGF/VEGF-R、EGF-R等靶点则是热门。

前述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2013年，全球首个BTK抑制剂伊布替尼（由强生和艾伯维共同开发）获批上市，用于复发难治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套细胞淋巴瘤，2018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年其全球销售额也超过了80亿美元。全球首个抗肿瘤单抗利妥昔单抗（由罗氏旗下公司开发）于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尽管2013年该药物中国专利到期，但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销售额仍在3.85亿元，“国内获批的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药有2款（信达生物、复宏汉霖），另有5家国内药企仍在进行Ⅲ期临床试验。”该业内人士称。

浩悦资本副总裁、创新医药组联席负责人康子圣也告诉记者，当前，药企投入和追逐的热门靶点较多，小分子激酶抑制剂是“重灾区”，“药企选择靶点，也要根据药企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定。小型生物科技企业可以多做创新性极强的机制和靶点，所谓‘船小好调头’。规模较大的药企有时为了快速性和确定性，则可能会倾向做有一些前期验证的靶点，或者等小型生物科技企业的创新药有一些进展后，再寻求收购或管线合作。”

康子圣进一步表示，投资人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个“平衡”，这综合了药企所选择的靶点的创新程度、现有药物的研发风险、管线的商业化潜力等。

新药研发仍需“去伪存真”

事实上，目前，部分资本市场看好、估值较高但仍未能有药物获批或仅有单个品种获批的上市药企并不鲜见。

例如，财联社此前就报道称，“科创板上市的亚虹医药（688176.SH）连续多年亏损且尚未有有产品上市”“之前类似情况的次新股迪哲医药（688192.SH）遭到14.8万股弃购，上市首日破发”等。药企应该如何面临核心产品商业化不确定，营收甚微或者业绩巨亏等窘境？

针对部分创新药研发靶点扎堆现象，健康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梁嘉琳告诉记者，创新药企业管线的同质化程度越高，后期在医保集采中就越容易被同行竞价；即便是专利层面的独家品种，如果没有显著的临床获益，找不到公立医院的院外销售渠道，也要被医保国谈“灵魂砍价”。

梁嘉琳同时表示，要想避免医保准入的“无序低价”，一方面需要在集采、国谈过程中探索全口径的成本测算（含：创新药研发及其沉没成本、新建营销渠道成本），或者设置基于创新药价值的“最低保护价”机制。

另一方面，梁嘉琳强调，创新药行业也不要盲目预期过高的“创新溢价”，从本质上讲，医保基金是参保人权益基金，而不是创新药扶持基金，不要把医保当作“摇钱树”；从创新药全产业链的责任分担看，“最初一公里”的创新补偿，不应该被转嫁给“最后一公里”的医保支付。

对于单品种创新药企，梁嘉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创新药的不可替代性、研发与商业化可持续性、政策法规合规性等指标，对本土创新药进行风险分级管理，对于高风险等级企业，有关公共机构或行业协会可以发布风险预警，防止各类创新药投资机构盲目追高、滥定估值，从源头压缩创新药泡沫，并避免创新药泡沫给产业链下游的临床准入、医保准入带来巨大压力。

除此之外，在策略和路径上，吴功雄也表示，首先，国家药监局评审中心2021年7月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将来，要审评审批层面，会持续对标“标准治疗”的要求规范了临床设计，以此提高研发门槛，“头对头试验”将成为未来临床试验的常态。

“其次，数字化工具可以辅助药物研发，包括覆盖新药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获批上市、规模生产和药品销等环节。比如，药物发现上，就可以实现基于组学数据/知识图谱的靶点发现，靶蛋白结构及结合位点预测，药物设计、筛选优化等。再次，药物在海外申请上市与海外授权，也是药企实现创新药品布局和收益的最优组合。”吴功雄说。